丰富域外调查取证方式，完善司法协助制度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法院主要基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如《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双边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域外调查取证。因程序流转繁琐，域外调查取证通常耗时较长，存在较多障碍。新《民事诉讼法》在保留上述途径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在证据所在国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委托中国驻当事人、证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取证，或者经双方当事人同意，通过即时通讯工具或其他方式取证。这一修改使得法院域外调查取证的方式更为灵活、便捷、丰富、高效，且有利于提高法院域外调查取证的积极性，进而提升案件审判的公正性。

（三）修改涉外送达规则，解决“送达难”问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送达的程序意义在于，送达日期是计算举证、答辩、上诉等期限的依据，关系到原告能否及时获得救济、诉讼程序的推进，以及后续的承认和执行。但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向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时，通常会面临诸多困难。而修改后的新《民事诉讼法》旨在解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送达难”这一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1.新增三种涉外送达方式在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送达方式之外，修改后的新《民事诉讼法》新增了三种送达方式，分别为：“（六）受送达人为外国人、无国籍人，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且与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共同被告的，向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七）受送达人为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向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送达”以及“（十）以受送达人同意的其他方式送达，但是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禁止的除外。”其中，第（七）种送达方式在《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三十三条有所体现，此次新《民事诉讼法》将其正式确立为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

2.部分删除送达对象“须有权接受/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限定现行《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2020修正）》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受送达人的诉讼代理人及分支机构应当有受送达人的“明确授权”，且最高院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中进一步明确，“境外当事人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公司在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向其送达诉讼文书；…如果未经授权，则不能向分公司或有商务代理关系的代理机构送达。”新《民事诉讼法》将“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修改为“向受送达人在本案中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送达”，将“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送达”修改为“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分支机构…送达”，删除了“须经受送达人授权”这一限定，可一定程度上规制境外当事人利用规则逃避送达，进一步保障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高效推进。

3.增加向受送达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独资企业送达的规定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向受送达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送达，而此次修改新增了向受送达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独资企业送达的规定。此前，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向受送达人在中国境内的子公司送达的方式，故除非前述主体具有受送达人的授权，否则法院向其送达司法文书无法构成有效送达，而至多构成司法文书的转递。当且仅当受送达人后续签收该司法文书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所列“（一）受送达人书面向人民法院提及了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二）受送达人已经按照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履行；（三）其他可以视为已经送达的情形”之一的，才能视为有效送达。修改后的新《民事诉讼法》不仅将独资企业纳入送达对象，且不附加“须经受送达人明确授权”的限定，将有助于法院实现有效的涉外送达。但同时，如受送达人并未直接在境内设立独资企业，而是通过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间接持股该境内独资企业，则人民法院向其间接持股的境内独资企业送达是否构成有效送达，有待进一步解释。

4.缩短涉外公告送达的完成时间就涉外公告送达的完成时间，新《民事诉讼法》将“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修改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在缩短公告期限的同时，亦明确了公告送达的起算点。